□ 时遂营

良好的家风、严格的自律，这是聂耳成长的基石，但真正让聂耳从成长到成才的关键，是什么呢？

任何伟大的战士，他的成功绝不会是一蹴而就、一帆风顺的。青少年时代的聂耳，其实也有过不切实际的幻想。“人生于世，究竟为的什么？”1925年，考入云南第一联合中学的聂耳，在作文《我的人生观》中发出了这样的疑问，开始思索人为什么活着，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，此时的聂耳，已经有了朦胧的人生观。

聂耳在影片《体育皇后》中饰演医生。(资料图)

打倒恶社会建设新社会

习近平总书记曾用“总钥匙”的比喻，强调了人生观之于人生的根本性地位。他说：“掌握了这把总钥匙，再来看看社会万象、人生历程，一切是非、正误、主次，一切真假、善恶、美丑，自然就洞若观火、清澈明了，自然就能作出正确判断、作出正确选择。”

然而，聂耳最初的选择是“不消说，来到滇的西山，买点极清幽的地方……约得几个同志，盖点茅屋，不受外人支配，也不受政府管辖，如此，岂不是就终了我的一生吗？”当时的聂耳年仅13岁，却已经想“采菊西山上，悠然见滇池”了，以至于他的老师都看不下去，写下了这样的批语：“青年志望宜远大，不宜作隐逸之想。”

那时的旧中国，军阀混战、帝国主义横行。1925年，闻一多写下“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”的诗句，用来形容当时的社会状态，聂耳选择“隐逸”生活，是不是对社会的绝望，我们不得而知，但在这一年，恰同学少年、风华正茂的毛泽东，选择的是“到中流击水，浪遏飞舟”。

这一年，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“五卅惨案”，大量手无寸铁的群众、学生被开枪屠杀。为反抗侵略者的暴行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，在全国范围内爆发。云南响应号召，组织成立了“五卅惨案后援会”，聂耳受到感染，也投身其中，参加游艺会演出，为上海罢工工人筹款募捐。

马克思说过：“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……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生存的动物。”在社会中的实践让聂耳意识到了这一点，“恶劣的社会快要和我们有为的青年交战了——每一个人都是处在社会里的。”这是1927年，在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聂耳，在作业本中，第二次写下的《我之人生观》。此时的聂耳已经理解了人与社会是具体的、历史的统一。

在这篇作文里，针对军阀混战和帝国主义横行，他说：“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打倒的。换言之，就是打倒恶社会建设新社会。” 

从“隐逸”社会到“建设新社会”，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，聂耳的人生观为何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变？他人生观的转变又是如何影响他之后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呢？

我是为社会而生的

1927年，蒋介石悍然发动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血腥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。处在西南边陲的昆明，一夜之间也被白色恐怖笼罩。许多革命群众被捕入狱，为挽救狱中的同志，中共地下组织秘密成立“济难会”，聂耳主动加入其中。他以学生的身份走进监狱，探望自己的老师。看到被严刑拷打折磨得不成人样的老师，血腥味、锁链声，监狱的场景强烈地冲击着15岁聂耳的内心，但更有冲击力的，是狱中革命群众宁死不屈的万丈豪情。

是什么样的坚定信仰支撑着革命群众的宁死不屈呢？聂耳开始了自己的探索。

问渠那得清如许？为有源头活水来。1927年10月13日，聂耳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卡尔·马克思的生平，在之后的日记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他又读了大量的进步著作，如《共产党宣言》《资本论》《反杜林论》等，还做了读书笔记和摘录，以及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社会问题的篇章。“欲免除罢工之患，非打破资本阶级不可”，年少的聂耳见地颇深，他这样的见地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。

1928年，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第二年，在无数革命志士被屠杀的高压下，聂耳立场坚定，逆行而上，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经受了考验，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战士。

1930年，聂耳到上海后，积极参加了“反帝大同盟”，投身到九一八事变、“一二·八”事变后的救亡运动。在上海的亲身经历，让聂耳开始深深思考自己的前途。1931年8月16日，聂耳在日记中写下一段话：“The passed Nie Shou-Sin was not the Niel of this time.”大意是：过去的聂守信，不是现在的聂耳。

那么，为什么过去的聂守信，不是现在的聂耳呢？原来，聂耳意识到：“脑筋若无正确的思想的培养，任它怎样发达，这发达总是畸形的发达。那么一切的行为都没有稳定的正确的立足点。”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立足点，1932年，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道：“我是为社会而生的，我不愿有任何的障碍物阻止或妨害我对社会的改造，我要在这人类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业。”

从“隐逸”社会到“建设新社会”，再到“为社会而生”，聂耳的人生观完成了三级升华，把实现个人价值同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，也解锁了他成才的人生密码。

仰慕党、寻求党

讲到这里，还要说说“聂耳”名字的由来。最初，因为他的耳朵会动，还对音乐特别敏感，能够分辨出音阶中很细微的差别，加上“聂”字的繁体是由三个“耳”字组成的，于是身边的朋友就亲切地称呼他“耳朵先生”。聂耳索性为自己再加一个耳朵，把名字改为“聂耳”。聂守信之所以变成“四只耳朵”，我想，还因为在“那一沟绝望的死水”里，聂耳要听见真理的呼唤，要听见大众的呐喊，要听见民族的呼声，更要听见号角的力量！

高天滚滚寒流急。1933年初，受“左倾”错误路线的影响，上海的左翼文艺工作笼罩在一种“白色恐怖”的氛围中。就在这种人人自危的恐怖环境里，聂耳再次成为“逆行者”，由田汉介绍，夏衍监誓，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田汉在《聂耳胜利的道路》中回忆道：“聂耳是一个有音乐才能的青年，更难得的他是一个爱国者……他是那样地仰慕党、寻求党。他说他决心很好地学习，把他的才能贡献给党。”

从此，在党的领导下，犹如航船得到灯塔的指引，聂耳朝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，坚定信念，坚守梦想，与时代同步伐、与人民共命运，吹响了时代的号角，走上一条“为党奋斗、为国而歌、为民呐喊”的革命音乐之路。

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有信念、有梦想、有奋斗、有奉献的人生，才是有意义的人生。”聂耳，如同暴风雨前的一只海燕，骤然而来，倏然而去，匆匆而又永恒。

除了人生观的进阶，聂耳的成才也离不开他红色朋友圈的鼓励和帮助，这里面有一连串发出光芒的云南人的名字：艾思奇、张天虚、李国柱、郑易里……

其中，大众哲学家艾思奇是聂耳的挚友，也是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讲好的人才。读书期间，他曾多次鼓励聂耳谱写振奋中国人的乐曲，在日本留学时，专门为聂耳买了《国际歌》《马赛曲》的歌谱。两位来自边疆的云南青年，在民族危亡的关头，一个谱写了一首激励中华儿女抛头颅、洒热血的歌曲，一个书写了一部让马克思主义走向大众的图书。在那个时代，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唱着聂耳的歌曲走向革命，还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读着艾思奇的《大众哲学》走向革命。他们，共同照亮了中华民族的心灵家园，拓宽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航道，也共同吹响了民族解放的号角，书写着古老民族的复兴希望。